在霍尔顿看来，在这样激动人心的年代，所谓的科学终结论几乎就像是一句玩笑话。
反科学在西方社会蔚为风尚，这令我们中国人非常吃惊，不可理解。我们中国自己的反科学主义思想家（如果说有的话）往往理不直气不壮，或羞羞答答，或枉顾左右而言他，不敢顶着“反科学”的大帽子——这帽子的压力不只来自官方，更来自人民群众的意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落后，我们急于赶超，弘扬科学还来不及，谁敢“反”？你即使不是别有用心，也是迂腐不可及。
要深入理解反科学思潮，除了了解西方的社会文化背景之外，也还必须了解那些反科学者与捍卫科学者之间所进行的学理上的论辩。在反科学大为流行的西方世界，是什么人站出来为科学辩护？西方的科学家们是什么反应？杰拉耳德·霍尔顿，美国著名的科学史家，哈佛大学教授，不满于科学家们的沉默，痛心于美国社会对反科学思潮听之任之，无能为力，于是出版了这本《科学与反科学》，力图向公众表明，科学是如何获得其权威地位的，反科学思潮的种种来源以及当代社会可能的应对方式。
书的大部分篇幅是对科学史上新的科学理论被接受过程的微观描述和分析。对马赫的影响，对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细致入微的历史辨析，试图说明好的科学是如何获得其影响、被人们接受的，叙述了一个研究纲领是如何由盛到衰的历史，显示了一个职业科学史家对待历史材料的把握和处理风格。霍尔顿以这种微观分析的方式，说明社会建构在多大程度上决定着科学理论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他的结论含蓄但读来言之凿凿，社会建构并不是主要的决定性因素。
霍尔顿也提到了霍根的《科学的终结》，但非常轻蔑地指出，霍根的书并没有说清楚科学的终结，只不过预示了他那种科学写作的终结。的确，对科学史家而言，关于科学终结的争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19世纪末的那次最令人记忆犹新，当时科学破产论流传开来，但过不多久，从科学自身产生出了像量子论和相对论这样的进展时，这个流行的论调就无疾而终了。很显然，在霍尔顿看来，科学的终结这类论调还会自动的销声匿迹，因为“我们正处在最激动人心的时代”之中，自然科学每个领域的新发现实际上都洪水般地滔滔不绝，我们面对着新的、很基本的科学前沿，不论是有人认为发现了有质量的中微子，或者是星系的加速似乎有一种斥力在起作用，或者是几乎每周都有用遗传学来说明生理和精神病的突破。在霍尔顿看来，在这样激动人心的年代，所谓的科学终结论几乎就像是一句玩笑话。
霍尔顿认为反科学思潮最深刻的根源在于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世界观，即线性观与循环观，前者认为科学是线性发展的，科学的典型形象是一条前进中的河流系统，分出支流后又汇合，最后通向对自然的某种整体的理解。后者认为科学像生命机体那样循环着，一个革命时期继之以一个常规时期，或一个青年时期继之以一个衰老时期，无所谓进步，科学只是某种时代精神的表现，甚至主要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本质上同奕棋的游戏没有什么区别。这两种世界观之间的对立超出了可检验的范围，而且与对人类命运的看法有关。在基督教的历史时间观中暗含着线性的发展，而在东方宗教和神话时间观中，暗含着循环的变化。把反科学思潮与两种时间观联系起来，霍尔顿的眼光是锐利的。
除了那种深层的形而上学的根源外，在美国社会中也潜藏着许多别的因素。首先，美国社会虽然享受着富有的科技成果，但美国成人的科学常识惊人的少，在今天的美国，只有一半的成人相信人是早期物种进化的后裔，有一半的成人在知道正方形一边之长后难以确定另一边之长，但他们相信科学技术是一种好的力量。霍尔顿认为这是美国教育的重大失误。其次，美国社会一向有对强势力量的排斥和抗拒心理，科学早期是一种批判性的、反传统的力量，因而与启蒙运动携手并行，但从19世纪末期以来逐渐成为强势力量，成为权威，于是美国社会自动生成了对科技的恐惧和敌视。最后，现代生态运动从后果方面构成了对科技的怀疑和批评。
霍尔顿认为，反科学运动如果只是作为理论思潮出现，其坏处是有限的，但如果被政治势力利用则遗害无穷。即使理论上，反科学运动也只是从某种混合的心理状态中特别强调了对自己有利的一些因素，理由并不强硬。霍尔顿豪情满怀地写道：“即使西方文明在某种深刻的意义上最终衰退了，而某些其他的文化取代了它，仍可以有把握地打赌，在回到全面的原始主义不久，新的学校又将讲授欧几里德几何、哈维的血液循环、牛顿的动力学、爱因斯坦的时空、维纳的控制论和沃森－克里克的双螺旋。”
（《科学与反科学》（美）杰拉耳德·霍尔顿著范岱年陈养惠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定价：19．00元）
 |
